鳳陽的變化

我的家鄉在安徽省鳳陽縣，鳳陽的歷史上發生過兩件大事，一是出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，二是最早在全國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。朱元璋當了皇帝之后，看到家鄉久經戰亂，人煙稀少，土地荒蕪，就下旨從江南遷來大批人口到鳳陽落戶，這些人思念自己的家鄉，每到農閑時，就身背花鼓邊討飯邊回鄉探親，久而久之，相當一部分人養成了流浪的習慣，不思耕種，荒蕪的土地有增無減。正如鳳陽花鼓唱的那樣：“說鳳陽道鳳陽，鳳陽本是好地方，自從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大戶人家賣騾馬，小戶人家賣兒郎。我家沒有兒郎賣，身背花鼓走四方?！边@鳳陽花鼓一唱就是六百年。解放后，鳳陽人的生活有所改善，但吃飯問題還沒從根本上解決，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，不愿再過討飯日子的鳳陽縣小崗村村民私下將土地包產到戶，后來在全國推廣，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。

我出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對家鄉的討飯現象記憶頗深。鳳陽人為什么年年討飯，在我看來，除了自然災害（主要是水災）的影響之外，最重要的原因是生產隊的勞動組織形式工作效率低，干好干壞一個樣，農民出工不出力，使很多耕地撂荒，糧食產量很低，根本吃不飽肚子，只能出門逃荒。因此，每年冬季農閑時節，村子里基本走空了，大人帶著孩子成群結隊出門討飯。討飯往往去附近收成好一點的地方去討，如五河、蒙城、全椒、嘉山等地，遠一點的到徐州、南京、上海等地。討飯的形式有兩種，一種是賣藝，如唱花鼓、揚琴、皮影戲、耍猴、舞獅等。最普遍的是唱揚琴戲，在當地，揚琴戲遠比鳳陽花鼓流行。運氣好的話，當地生產隊會把藝人留下來，全隊的大人、小孩都來聽，一晚上可得2元錢。藝人畢竟是少數，絕大部分人沒有這方面的特長，只能挨門逐戶討要。討來的熟食當場充饑，討來的窩頭、紅薯干等干糧都帶回家。我的爺爺、奶奶、父親、母親、哥哥、姐姐都討過飯。有一次我大哥跟村里人出去討飯，因迷路脫離了“大部隊”，流浪一個月后竟然在離家兩百公里的阜陽遇到同村另一撥討飯人，這樣才輾轉回到了家。

當時隸屬鳳陽縣梨園公社的小崗村社員實在過怕了這種討飯的日子，1978年冬天的一個夜晚，村里的18戶代表聚在一起開會，決定私下包產到戶，18位村民在分田協議上按上了手印，并相約:"哪個因大包干進大牢，全村人把他的孩子養活到十八歲。"這種大包干的辦法果然奏效，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，這一年，小崗生產隊獲得大豐收，糧食總產6萬多公斤，相當于1955 年到1970 年15年的糧食產量總和，自1956 年合作化以來第一次向國家交了12488 公斤公糧。當地干部知道小崗村包產到戶后，大驚失色，將問題層層往上反映。正當小崗村農民緊張不安、等上級領導表態的時候，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來到了小崗生產隊。萬里下車以后，挨家挨戶看了一遍，只見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，有的屋里放不下，放到外面埋下存儲起來。萬里看過之后，高興地對小崗干部和群眾說：“你們這樣干，形勢自然會大好，我就想這樣干，就怕沒人敢干。你們這樣干了，我支持你們?！?span>

對于多年吃夠“左”的苦頭的小崗農民，萬里的講話是個莫大的支持和鼓舞。他們高興得快蹦起來了，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。有的社員顧不上再與省委第一書記吐心聲了，急忙回家炒花生。他們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，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裝。萬里的小崗之行，肯定了包干到戶，使鳳陽縣的大包干責任制，在進一步完善中迅猛發展。1979年，鳳陽全縣糧食總產量達2.2億多公斤，比1978年增長49%，人均收入達150元，比1978年的81元增長85%。僅僅一年時間，就摘掉逃荒要飯的帽子。1980年5月31日，鄧小平同志一錘定音：“‘鳳陽花鼓’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，也是一年翻身，改變面貌。有的同志擔心，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。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?！敝?，鳳陽縣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驗在全國推廣，使小崗村這個昔日默默無聞的生產隊一下子全國聞名。

我從1986年離開家鄉，平均一至兩年回去一次，每次回去都能感受到家鄉的變化。許多繁華的小城鎮拔地而起，鳳陽縣城的高樓櫛比鱗次。昔日農村的茅草屋不見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兩層漂亮的小樓。昔日的村際羊腸小道也變成了寬敞的水泥大道。高速公路通到了小崗村，村里建起了工廠，近年來還發展了觀光農業。大哥感嘆地說，是共產黨的領導讓鳳陽人民結束了六百年的討飯生活，全縣人民和全國人民一樣擺脫了貧困，過上了來之不易的小康生活。

（陜煤總部  梅方義）